第642章潮落潮生渡口风
赵翼暗自得意的从信封中抽出赵新的亲笔信，只扫了一眼，便不由“咦”了一声。坐在他身后的儿子赵廷彦忍不住探身一看，也露出了惊讶之色。
赵新的这封信要说内容上其实没什么，白话居多，而且大都是赞扬之词，他说赵翼是“有经世之略，然而未尽其用”，又说袁枚“才雄学博，不屑寄人篱下”等等。其实以他如今的地位本不必如此，不过为了给汪中面子，给北海镇的新科举壮声势，总要配合一下。
当然如果只是这些倒也罢了，顶多让袁赵二人暗暗得意，最主要的是他那一手硬笔字引起了赵翼的兴趣，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要知道明清时代但凡在科举上成就的人，无不是写的一手好楷书，也就是馆阁体。虽说这玩意千手雷同，毫无个性，但却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入门功夫。
令赵翼惊讶的是，赵新的这封信通篇都是用小楷写成，虽说看上去不像是毛笔写的，但依然写出了毛笔的笔意，颇有欧楷的味道。每个字的笔划虽然纤细，但字迹刚劲有力，饱满紧凑，偶尔放纵舒展之间，又如长枪大戟，一看就是下了多年功夫的。单就这笔字而论，拿一个秀才轻而易举。
好吧，赵新他爹要是在场，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当初用大巴掌逼着儿子临摹了十年的钢笔字帖，总算没白费工夫。事实上赵爸当年是打算让赵新进体制内工作的，有笔好字绝对会受重视；奈何赵新实在不喜欢那个氛围，呆了两年就辞职了。
此时一旁的袁枚也觉出不对劲，便凑过来端详了片刻，不由啧啧称奇。他忍不住对徐大用问道：“恕老朽孤陋寡闻，这样的写法还是头一次见到。敢问贵上的书法跟何人所学？”
徐大用哪懂书法啊，他那笔蛛蛛爬的字还是这几年硬着头皮学的。袁赵二人见他一副茫然的样子，也就不再问了。
相比于赵新的客套话，汪中的信里的内容就详实了许多。他首先阐述了八月初北海镇新科举要考的内容，总的原则就是“正本清源、弘扬经学、文须有用”这十二个字。
袁枚看了不禁晒然一笑，心说好你个汪容甫，折腾了大半天，原来搞的是顾宁人那套。然而他再一想，汪中、江藩、洪亮吉、焦循、段玉裁、刘台拱这些投靠北海镇的不都是顾炎武的传人么！
祖师爷既然都这么给力了，汪中等人自然要奉行不渝。
话说在顾炎武的著作《日知录》里，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批评几乎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开篇七卷都和八股文直接相关；16~17卷是专门对科举制度层面的阐释；18~21卷是论艺文，详尽探讨了制义方法和文章故实。于是后世便有人说顾炎武反对科举，其实人家反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科举。
好吧，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成型以来，“明经”和“进士”两科在科举体系中彼此消长，经义、诗赋之论争也往来不绝，一直到北宋初期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明经”科以儒家经学为内容，注重经术和注疏；“进士”科以诗赋为内容，讲究辞藻文章。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彻底改革了科举，废除“明经”科，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改为以经义、策论为主，至此进士科一统天下。当然了，这老兄私货也不少，他将其所著的《三经新义》作为考试的出题范围和评判依据，俨然把自己摆到了圣人的位置。
宋南渡后，理学兴起，濂、洛、关、闽四家粉丝数量狂涨。在朱熹及其弟子的推动下，程朱理学走上前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取代了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成了新的科举考试大纲。不过这一阶段的变化，还都是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有经邦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干之学的人才上，也就是朱熹所说的“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俯焉以尽其力。”
到了明初老朱当政，这位自然要继续用本家的教材当考试大纲，不过那时的标准跟后来不一样，也备受顾炎武推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明初的进士科要考三场，第一场是三道《四书》题，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是策一道。当喷子谁不会啊？喷完了得有解决办法才行。此外三场都过了还没完呢，后面还有五关要过，骑、射、书、算、律。
然而到了成化年间，“八股文”出现了。所谓的“股”，其实就是对偶，要求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考生一上来落笔先要破解题目的意思，讲三句，这是四股；中间过接两到四句，承接主题阐明其意，这又是四股；然后还得解释圣人干嘛要这么说，所以得收两句，叫原起；最后再作大结。
这样的规定其实主要是为了统一判卷标准，否则动不动就来个三千字作文，考官就得疯了。只要前三句破题没说对，后面写的再好也没用，直接就pass掉。
明代的八股文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明初至成化的八股文，称为经义文，还没脱离“宋元经义”的旧制，以经解、注疏为主。
成化到嘉靖是八股文的定型期，且将古文技法融于其中中，讲究“以古文为时文”，开启了明代八股文的鼎盛局面。
然而到了隆庆、万历以后，在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心学盛行等多种原因的促成下，程朱理学的尊崇地位开始动摇，传统理学也开始走向涣散，八股文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一时期制义流派众多，虽然一个个写的花团锦簇，然而却对国家政治百无一用，偏重文字技巧，离实就虚，一时间八股文的文学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汤显祖、顾宪成、袁宏道、陶望龄、董其昌等等，不胜枚举。
这其中坐而空谈的心学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浙中派”。比如王畿就曾说过，举业便是德业，非两事也。这意思就是说，只要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当上进士，无德也成了有德；既然如此，贪腐也好，党争也好，乃至祸国殃民，都无关道德。
至于到了晚明和清代则更是完犊子，而满清自然更需要得用理学和八股文来禁锢思想，通过功名利禄让文人放弃人格，成为奴才。士人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气节变成了一家一人之事，读书人专注于猎取科名，为应试而读书写作，无视经史，有些人甚至连苏轼都不知道是谁。
由此一来，那些以经史之学为根基，遵经守正的文人，在创作八股文时就无法与当时借题发挥、务为奇诡的时文风尚相契合，所以就会屡试不中。
就好比汪中、洪亮吉、刘台拱、江藩、焦循这些人，他们中秀才都很容易，到了举人进士这一关死活过不去。不是他们的才学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对八股文的价值取向就跟主流不一样，而且双方的思想分歧根本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们这类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一展胸中抱负，就只能妥协低头。